開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書令，因得罪武則天而死。其父柳鎮，在高宗時遇到安祿山之亂，攜家避隱於王屋山。後上書言事而授官，在郭子儀屬下任職，並累次升官。柳宗元是個神童型的天才，史書稱其小時候“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致”。二十歲時與劉禹錫為同科進士，官授校書郎。三十歲時與劉禹錫、呂溫等結識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個奇才，把他提升為禮部員外郎，並準備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團”“永貞革新”失敗，柳宗元也因為和王叔文的關係而被貶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貶為永州司馬。與此同時，劉禹錫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類似處分，這就是曆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裏屬“荒癘”之地，他便“自放山澤間”，與山水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後複出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於柳州逝世。
像他這樣的奇才，從極有希望、前途無量的境地一頭栽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過重用和遷升，滿腹才華一無所用，其心理上的打擊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隻一次地想到過自殺，終因各方麵的原因而不能毫無顧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預感到了會死於“蠻夷”之地而不能終老故鄉。
他在《瓶賦》中表白自己“清白”的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諮。功成事遂，複於土泥。”他在《牛賦》中自我安慰地說，“人的命運有好有壞，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來安排的。千萬不要抱怨和不滿，這樣才能享受到你應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懲咎賦》來表示自己悔過和自罰之心。但這一切並未使他的處境有絲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頂住巨大磨難而沒有倒下去的，還是他對“道”的認識和理解，因為這種理解認識提高了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賦》和《懲咎賦》中，他已經顯示出對於“道”的深刻理解：“歸根反初，無慮無思。”“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誌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馳張兮，出入綸經。”
轉折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個極度聰明的奇才，被貶謫到荒遠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難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種痛苦都可能磨勵人的意誌、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後人指出的“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貶謫生活所帶來的大磨難，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不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於生活中的磨勵，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風都明顯地帶有他生活經曆的痕跡：“苦其危慮心，嚐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宋代大文學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則對“八司馬”作了整體的評價，認為他們都是能在“無所用於世”的困境中“自強”的“奇才”。
由於文章上的突飛猛進，加上對佛、道、儒三教經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為許多高僧寫過碑銘、塔記一類的文章，而他對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見地也通過這些碑銘塔記而得以廣泛傳播。他在禪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銘中寫到：“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真是言簡意賅，幾句話就把佛經要理概括無遺；他在《南嶽彌陀和尚碑》中則以其獨特的詩風，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對道的精微理解：“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形遊無際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他在“無姓和尚”的碑銘中說道，“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已經從大的格局中認識到了宇宙生命的敗壞，最終隻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結論。在該碑的“碑陰”上則說，“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明白了“向內求”“心不被外物所動”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禮”和佛家的“律”相比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並且認為大小乘的分別是無意義的，“定”“慧”和“歸真源”才是終極的目的。這一超人見地實在讓人驚訝，因為佛教中許多層次極高的高僧甚至一代傳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爭，而且佛教最後也沒能擺脫分裂為大、小乘兩支的命運！除了佛教經典外，他對道家的理論也有很深的造詣。《陰符經》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經典，他研讀之後撰文指出該經乃後人假托，並非黃帝之書。精於道教理論的宋代大文學家黃庭堅曾以佩服的口吻談到此事。
他對佛理的精深理解反過來又使他獨具慧眼，能對佛教內部以及儒教中人對佛教的錯誤認識和作法有著特別清晰的認識，並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對禪宗內部南北兩派的內鬥，以及“狂禪”一派的邪誤作法有清楚的敘述：“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空有互鬥，南北相殘。”“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陰》上指出，許多高僧在圓寂時都有異象產生。比如夜晚間突現光明，有仙音妙樂，“笙磬之音”，周圍的許多人都能看到和聽到。這類事實很多，而“儒者”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閉口不談。
北宋時有位“儒釋兼通，道學純備”的“長老”，準備好了碑石，來請蘇東坡書寫柳宗元為六祖慧能作的碑銘(舊碑殘破後要立新碑)。據他聲稱，“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蘇東坡也說，“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說柳宗元的碑銘“妙絕古今”沒有錯，但說他“南遷”之後“始究佛法”則是不對的。根據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吾獨有得焉。”原來對於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兒學”，有著“三十年”的鑽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沒有碰到過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貶官永州後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獲。到永州後，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進一步去深思幾十年來學佛過程中不解的問題外，他與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對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煉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經過
他初到永州時連房子都沒有，隻好暫時住在永州龍興寺的廟裏並因此結識了高僧巽上人。以後他曾多次在詩文中稱讚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詠·淨土堂》一詩中，他直稱巽上人為“導師”，足見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導下修佛的。反過來想，能讓他這樣的“奇才”和文章聖手心服，又豈能是泛泛之輩？他後來可能幫助寺廟修了一個“淨土院”和其它建築，自己就住在那裏和巽上人修禪。他曾在一首詩中詳細描述了早上“讀禪經”的情形：“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鬆如膏沐。澹然難言說，悟悅心自足。”修禪的人大多靜坐、內觀，修淨土的人喜歡大聲頌唱佛號。而他在這裏是大清早把“禪經”拿到室外去讀，並能從周圍景致中生出“澹然難言說”的“悟悅”心態，確實有趣。
他似乎沒有留下談論自己修煉層次和感受的專題詩文，但從他的《巽公院五詠》這幾首題詠詩中，我們仍然可以管窺到一些修煉層次的體現：“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導師，超遙謝塵昏。”(《淨土堂》)結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詩中所談現象，這裏的“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應為天目初開時的表現，能看到圖像了，但還不能自由選擇觀看的對象；“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曲講堂》)此處“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靜不擾、耳無所聞，已達“忘言”而“思維”還勉強能感覺得到的高境界；“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禪堂》)此處“團團抱虛白”即“虛室生白”，而“忘機”與上麵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證。“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則是外塵不染、心靜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這裏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煉法門中已經是相當高的層次才能體驗到的了。
修煉的層次主要表現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體驗即所謂“宗教體驗”隻是心性標準的表征之一。一個人心性的提高必然會反映到他的言行上來：守真、行善、戒“貪嗔癡”和忍苦，這些都是言行的標準。柳宗元自己也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誌乎物外而恥製於世者，則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萬有，但凡有誌於掙脫物欲羈絆，不願為世俗桎梏的人，都會認同佛理、皈依佛法。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