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出生於明後期萬曆二年（1574年），卒於1646年。他生下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複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於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淩濛初（1644年），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年），阮大鉞、王思任（1646年），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戰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中國式的文藝複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生於1574年(明萬曆二年)，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馮夢桂）弟（馮夢雄）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雄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除了寫詩文，主要精力在於寫曆史小說和言情小說，他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誌》、《增補三遂平妖傳》、《古今烈女演義》、《廣笑府》、《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采風、修誌的著作，而以選編“三言”的影響最大最廣。
他一生有涉及麵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誌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曆密不可分。
馮夢龍從小好讀書，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麟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複，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屢試不中，後來在家中著書。因熱戀一個叫侯慧卿的歌妓，對蘇州的茶坊酒樓下層生活頻繁接觸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他的《桂枝兒》《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時創作的。
直到崇禎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
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他除了對反清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還以七十高齡，親自奔走反清大業。馮夢龍是一位愛國者，在崇禎年間任壽寧知縣時，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之因。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被清兵所殺。
在思想上，馮夢龍受李卓吾的影響，敢於衝破傳統觀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範，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一《總評》）強調真摯的情感，反對虛偽的禮教。
在文學上，他重視通俗文學所涵蘊的真摯情感與巨大教化作用。他認為通俗文學為“民間性情之響”，“天地間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敘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表現了衝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他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說序》中，認為“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這些見解對鄙視通俗文學的論調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誌，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等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汙、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隻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曆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