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初唐乃至開元盛世，邊界上各少數民族對中原的侵犯其實始終未斷，所以朝廷必須屢派軍隊前往禦敵。而軍隊裏除了帶兵打仗的武官，也還需要一批文官隨軍掌管文牘事務，這樣一來，大批的文人就有了去邊塞參戰的機會，“邊塞詩”的發達也就由此而生。用後來杜牧的詩說，“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可見以“涼州詞”這種新樂府體裁所寫下的詩篇，不止於王翰，諸如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岑參等人的許多“涼州詞”，也都為初唐詩壇帶來了無比振奮的新氣象。
王翰是以駕部員外郎的身份前往西北前線的，“駕部”是專門負責往前線輸送馬匹與糧草等軍需物資。員外郎是個副職，基本也由文職人員擔任，所以不忙不閑的，也還有時間作詩。王翰的這一首，顯然是站在某位即將奔赴戰場的將軍角度上寫就的----那將軍在行轅裏正痛飲著甜美的葡萄酒，而此刻，探子忽然來報說敵軍到了。他來不及將剩下的酒喝完，催他披掛上陣的琵琶聲便也奏響。他放下酒杯，跨上戰馬，這會兒似乎又感到酒勁兒有點上來了，搖搖晃晃的。不過，臨行前他還是對身邊的僚屬們開了句玩笑說：沒準兒我是醉倒在沙場上的，而不是被敵人打死的，即使如此你們也不能笑話我，因為自古到今，本來在那戰場上就沒幾個人能回來。是啊，這的確是個幽默的筆法，清人施補華評這結尾兩句說：“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
王翰的詩，傳下來隻有十四首零兩句半，收在《全唐詩》裏，外加《全唐文》收他一篇文章，也就這麽多。新舊兩唐書裏說他有文集十卷傳世，可宋以後就沒人看見了。傅璿琮先生曾寫過一篇《王翰考》，考了半天，結論是“但據現在所能掌握的材料，還無法考知其確切的生卒年”，又說了點別的，就過去了。唐代詩人有一大批，我們都不知道生卒年，新舊兩唐書隻每個人的傳記，並不寫生卒年，尤其是生年。《唐才子傳》就更別提了，這方麵不僅很少寫，即使有寫的，許多也都錯誤百出，辛文房畢竟是元朝人，也難為他了。
了解王翰，隻能是他的中段。史載，他是山西太原人，少年時就有放蕩不羈的習性。考取進士大概是在公元710年。當時並州（今太原）有位長史叫張嘉貞很欣賞他的才氣，總是對他“禮接甚厚”，他也就時常不好意思，為這位張大人寫了不少樂府詞曲，還請他吃飯喝酒，親自在酒席上又唱又跳，那目的其實也有兩個，一是表達謝忱之意，二是顯示自己的才華。這一招，果然很靈，連當時到並州來接替張嘉貞任長史的張說，也領略了王翰的這套活兒，且也對王翰推崇備至。沒兩年，張說升任三品的兵部尚書，也沒忘了提拔王翰，做了個九品秘書正字的小官。不久又找了個機會，一下子把他提為七品的通事舍人。三年後再升為五品的駕部員外郎。
那時，張說權貴朝野，又統管集賢院，重視“詞學之士”，所以身邊經常聚集著諸如張九齡、李邕、許景先、韋述、袁暉、趙冬曦等人，王翰自然也在其中。他們這些人，在當時其實是個緊密的文人兼官僚小團體，還曾經給文壇排了個座次，選了百餘人，分成九等，然後將名單以大字報的形式寫出來張榜公布，來看的人數以萬計。看罷你猜如何，結果是眾人“莫不切齒”。為何呢？因為不公平，像張說、李邕、王翰等人，均排在一等裏麵，而許多被公認為才華出眾且知名度很高的人皆被排斥在名單之外。可見，這件事幹的很有些遭恨了。據說那時王翰很有錢，家裏養了好幾匹名馬，還有十來個歌妓，整天喝大酒賭大錢，自命王侯，狂妄一時。
不過，既然王翰是因張說的提拔而升的官，那他的倒黴被貶，也就跟著張說接二連三地被貶而貶了。張說被罷了丞相後，王翰同時也被貶為六品的汝州長史，被支到河南。沒多久看看貶的還不夠，就再貶成從六品的仙州別駕。王翰到任後，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邀五邀六地聚一幫文人墨客，又打獵又唱堂會的，好不開心。知名的文士祖詠、杜華等人也都是他的座上客。那杜華的老娘崔氏特別羨慕又有錢又有才的王翰，常對兒子說，“我聽過古代有個孟母三遷的故事，如今我看咱們還是搬家去和王翰做鄰居吧，你隻要能和王翰在一起，我心裏就踏實了。”聽聽，這都是怎麽了，跟誰做鄰居不好，偏選王翰。這樣一來，別人可就有反映了，意見反映到朝廷，結果再貶王翰為道州司馬，一下子把他從河南支到了湖南。此後，王翰是死是活，就沒有音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