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思想
儒家
西漢初年，儒生陸賈與叔孫通等人在總結秦亡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國的設想，但未及付諸政治實踐。西漢初期，賈誼衝破文帝時道家、黃老之學的束縛，將儒家學說推到了政治前台，製定了仁與禮相結合的政治藍圖，得到了漢文帝的重視，在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賈誼認為秦亡在於“仁義不施”，要使漢朝長治久安，必須施仁義、行仁政。同時，賈誼的仁義觀帶有強烈的民本主義的色彩。賈誼從秦的強大與滅亡中，看到了民在國家治亂興衰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以這種民本主義思想為基礎，賈誼認為施仁義、行仁政，其主要內容就是愛民，“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隻有與民以福，與民以財，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以愛民為主要內容的施仁義、行仁政的思想是賈誼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在研究曆史的同時，賈誼對漢朝的社會現實也進行仔細考察。賈誼認為，當時的情況是，在表麵平靜的景象之後已隱藏著種種矛盾和行將到來的社會危機：農民暴亂已時或出現；諸侯王僭上越等、割據反叛，已構成了對中央政權的嚴重威脅；整個社會以侈靡相競、以出倫逾等相驕，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因此，在賈誼看來，麵對這樣一種上無製度，棄禮義，捐廉醜的社會現實，不能遵奉黃老之術，必須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因此，叔孫通等人倡導的製禮儀、明尊卑、以禮治國的主張，也成了賈誼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通過仁與禮，賈誼為漢朝提出了一個仁以愛民、禮以尊君的忠君愛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統治模式。
法家
與陸賈、叔孫通等人一樣，賈誼也非一個醇儒，尤其是為了解決漢朝中央政權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法家的權勢法製思想也已被賈誼吸收到了其思想體係之中。賈誼認為：施仁義主要是對民而言的，對於當時擁有強大勢力並隨時可以反叛中央的諸侯王，單靠仁義恩成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權勢法製，“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製，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誌。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製，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
道家
賈誼在《道德說》中借助於漢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學說，試圖為儒家的道德論尋找一個宇宙觀的基礎，表現了漢儒自陸賈以來自覺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實儒家思想體係的新動向。
賈誼認為，陰陽、天地、人與萬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萬物的最終本源，而德則是宇宙萬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賈誼試圖用《老子》的道德說來為儒家的道德倫理提供依據，這種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為儒家的道德倫常進行形而上的哲學論證，為後來董仲舒全麵吸收道家學說以重構儒家思想體係提供了可以參考的思想資料。
政治貢獻
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了的；賈誼在政治、經濟、國防以及社會風氣等方麵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製、禮治天下
賈誼指出危害西漢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們企圖叛亂的陰謀。他回顧曆史，列舉事實說明分封諸侯王的害處。指出諸侯王的叛亂，並不取決於是疏是親，而是取決於“形勢”，取決於他們力量的強弱，從“形勢”來解釋諸侯王反叛與否。因此，賈誼得出的結論是：“疏者必危，親者必亂”。
根據異姓諸侯王反叛的曆史教訓和同姓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險，賈誼提出了兩個方麵的措施：其一曰定禮製，其二曰定地製。定禮製，就是針對諸侯王在禮製上的僭越，強調必須嚴格區分等級，使諸侯王嚴格按人臣之禮行事，從而維護天子的最高威嚴。定地製即“割地定製”，根據“大都強者先反”的曆史教訓，賈誼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盡而止”，力量也就愈來愈削弱下去了，這就叫做“割地定製”。
景帝劉啟時，晁錯提出“削藩”政策，是賈誼主張的繼續；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七國之亂，證明了賈誼對諸侯王分析的正確性。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時候，頒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的全麵實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強》、《權重》等文章中，賈誼還闡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農抑商、以農為本
賈誼認為，富商大賈與諸侯王相勾結，有恃無恐，僭越禮製，又要農民供給他們以奢侈的生活資料，因而導致了廣大農民貧困。因此，賈誼主張重視農民，提倡儉約，反對奢侈之風。
文帝二年（前178年），賈誼上《論積貯疏》，緊密圍繞“積貯”的論題，從正反兩麵論證加強積貯對國計民生的重大意義，對於維護漢朝的封建統治，促進當時的社會生產，發展經濟，鞏固國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貢獻，客觀上符合人民利益，在曆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他的重視發展農業，提倡積貯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鑒的價值。同時，賈誼指出，商人賣奴隸，窮極奢侈，不尊重國家製度，冒犯皇帝尊嚴，主張儉約，禁奢靡之風。
在貨幣政策上，賈誼承認貨幣流通的客觀性質，不認為單憑君王權力就可以解決貨幣問題。因而賈誼建議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壟斷造幣的原料，統一鑄錢，即不讓銅流布於民間，也不準老百姓私自采煉銅礦。可惜文帝未執行，以至幣製混亂。賈誼的貨幣主張，在客觀上已為後來漢武帝時實現統一的五銖錢製度，即所謂“三官錢”的流通開辟了道路，武帝時期禁止鑄錢的政策正是賈誼思想的延續。
儒法結合、瓦解匈奴
賈誼對待匈奴思想的出發點，是傳統儒家的華夷之辨，四境少數民族侵淩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問題上，賈誼認為和親並不能製止匈奴侵擾，提出儒法結合的戰略思想，即“德戰”：“以厚德懷服四夷”，輔以“三表、五餌[”之術。賈誼認為，隻要實行他的“三表”、“五餌”的策略，便可以爭取匈奴的民眾，孤立單於，並進而降服單於。
賈誼對他這套製服匈奴的措施頗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薦，願意親自來實行其計劃。賈誼主張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敵人的策略，因而西漢贏得了30 多年國內建設的和平環境，為武帝最終戰勝匈奴奠定了實力基礎，故其功不可沒。
文學成就
散文
（參見賈誼的作品詞條《治安策》、《過秦論》、《論積貯疏》等）
《漢書·藝文誌》記載賈誼散文共58篇，收錄於《新書》。其作品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專題政論文，如《過秦論》；一類是就具體問題所寫的疏牘文，如《陳政事疏》；還有一些是雜論。
賈誼的政論文，主要是一些陳政事的疏奏，為數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麵，他吸取戰國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當今之務”，使其政淪文具有適應時代需要而“經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另一方麵，他繼承戰國之文“敷張文辭”的寫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盡所欲言，使其政論文具有將說理與情感、氣勢、形象相結合而聳動人主視聽的特色。
賈誼的政論散文說理透辟，邏輯嚴密，感情充沛，氣勢非凡，全麵地闡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遠矚的治國方略，鮮明地體現了漢初知識分子在大一統封建帝國創始時期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和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標誌著中國散文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代表了漢初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對後代散文影響很大。魯迅曾說，他與晁錯的文章“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除此之外，賈誼《新書》中還有一些雜論文章，語言或樸實淺顯，或生動形象，敘事說理均有特色。
賦
（參見賈誼的作品詞條《吊屈原賦》、《鵩鳥賦》等）
賦是漢代文學的代表，是在楚辭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種文體。漢賦大致分兩種，一種是直接摹仿屈原《離騷》體的騷體賦，一種是漢代新創的散體大賦，它日益發展，成為漢賦的主體。賈誼賦在賦史上具有“振其緒”之功。既上承楚騷的餘緒。又奠定了漢代騷體賦的基礎。
在賈誼僅存的四篇賦中，《吊屈原賦》是漢初騷體賦的代表作，“辭清而理哀”（劉勰），是以騷體寫成的抒懷之作，也是漢人最早的吊屈之作，開漢代辭賦家追懷屈原的先例。《鵩鳥賦》在藝術形式上，受莊子寓言影響，以人鳥對話展開，開漢賦主客問答體式之先河；同時此賦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有散文化的傾向，體現著向漢大賦的過渡（馬積高《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