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
漢代研究《史記》的名家，當推揚雄和班固，他們都肯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
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 “子長多愛，愛奇也。” 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曆人者所讚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係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讚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
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唐代研究《史記》成就最大者當推散文大家韓愈、柳宗元。韓、柳肯定了《史記》一書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 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 《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讚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讚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讚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遊，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曆代實跡，無所紀係。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明清
金聖歎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讚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歎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曆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係時事，八書以詳製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近現代
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麵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曆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曆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讚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翦伯讚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曆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曆史。他說：“中國的曆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曆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係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曆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曆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麵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曆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絡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絡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在《韓城市誌》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曆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裏，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曆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師哲說：“1940年3月，我從蘇聯回到延安後的第二天，周恩來領我去見毛主席，他同我親切握手之後，問我是哪裏人，我回答韓城人。”毛主席說：“喔，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你和司馬遷是同鄉。”對此我驚詫，我想，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領導全國人民翻身鬧革命，晝夜操勞，日理萬機，還不忘讀《史記》，而且還能準確記住它的作者的籍貫，真了不起。”“司馬遷剛直不阿，秉筆直書，所以封建統治階級不喜歡他。1940年是人民的天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應該大張旗鼓地、理直氣壯地宣傳其人其書其精神，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給司馬遷以應有的曆史地位。像他這樣對人類曆史文化有貢獻的，舉世公認的人，曆史文化名人，全國有幾人？我們應該好好地讀其書，學其人，弘揚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