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際，陳子龍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與錚錚之民族氣節成為當時文人之代表、明末清初江南風雲人物、文壇盟主，《明史》本傳稱其“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 。陳子龍領袖雲間派(雲間詞派與雲間詩派)，對明末清初詩詞振興形成巨大影響，流風餘韻波及身後近半個世紀。陳子龍在詩、詞、駢文、散文均卓然自成一家，是明清二代最多才多藝的作家之一，又由其高尚的人格、不屈的風骨，而為當世以及後世敬仰，其人文章氣節，皆堪稱後人楷模。
明詩殿軍
陳子龍為明末清初三大詩人之一，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但錢、吳二人在詞與駢文方麵都不及陳子龍）。其詩學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導明七子複古主張，但其詩歌創作尤其是中後期詩歌創作旨在繼承盛唐詩歌創作反映現實的精神，特別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意義，所以其詩感慨時事，關心民生，雄深豪邁，沉鬱頓挫，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同時文辭華美、音韻鏗鏘，浸透著憂國憂民的真摯情懷與高尚的愛國節操，是結束明代複古派詩歌創作的最後一個大詩人，被公認為“明詩殿軍”。
陳子龍早期詩歌多摹古之作，但是也已經有大量創新，隨著時局的變化，尤其是明亡前後，在家國陵夷、滄桑劇變的特定時代環境感促下，詩風有較大改變，摹古習氣也幾乎消失，憂時念亂的沉痛情感注入詩中，顯得悲勁蒼涼，而又辭藻華麗，音韻鏗鏘，具有很強的感染力。陳子龍各體皆工，尤其是他的七律與七言古詩，更為後人稱道，這些七律與七言古詩，大多寫於勤勞國事、戎馬倥傯之際，表達了他對時局的關切，悲涼慷慨，酣暢淋漓。
陳子龍詩歌雖受“前後七子”影響，但是能夠擺脫“詩必盛唐”之窠臼，兼學齊梁麗藻、初唐四傑音韻和盛唐格調，對晚唐詩歌之穠麗特征也有一定吸收，這些要素配合其過人才氣，使其詩歌與“前後七子”大不相同，因此幹隆年間著名詩人和詩歌評論家趙翼全麵否決“前後七子”卻對陳子龍詩歌予以相當高的評價，認為陳子龍的詩論“意理粗疏處，尚未免英雄欺人”，卻不得不承認他“沉雄瑰麗，實未易才”。
明代詩歌自高啟去世之後就陷入了長期的低迷狀態， 陳子龍崛起於東南文壇，不僅終結了明朝詩歌藝術近三百年的衰微狀態，而且也是開創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清代康熙年間著名詩人、詞人朱彝尊在編選《明詩綜》，高度評價陳子龍在恢複詩歌大雅傳統的功績：“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譸張為幻。關中文太清倡堅偽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既遠，修羅藥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鵩子鶚母，四野群飛。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麵，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沒也。”
對於陳子龍在詩歌方麵正本清源的作用，錢瞻百也有類似評價：“大樽（陳子龍）當詩學榛蕪之餘，力辟正始，一時宗尚，遂使群才蔚起，與弘、正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
繆天自持類似觀點： “剝極而反，否極而複，先征於聲音之道，臥子當楚人眾咻之餘，力追正始，允矣人豪。”
龔蘅圃則針對那些將陳子龍與前後七子一並批評者提出見解：“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後，雅音漸亡，曼聲並作，大樽力返於正，翦其榛蕪荊棘，驅其狐狸貒貉，廓清之功，詎可借口七子流派，並攢譏及焉？”
康熙年間詩壇領袖王士禛（與朱彝尊並稱“南朱北王”）更是對陳子龍的詩歌推崇備至，在《香祖筆記》中評價其詩：“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吳偉業）耳。”陳子龍在結合齊梁與三唐風格方麵的努力深刻影響了同時代的大詩人吳偉業。吳偉業初學宋枚，以杜甫詩歌質樸一麵為宗，後在陳子龍影響下，全麵吸收齊梁與初唐四傑之詩風，結合白居易等人之敘事詩風格，融入傳奇小說筆法，終成自具麵目之“梅村體”，對清代詩歌造成深遠影響。
清同治年間詩人朱彭年賦詩評價吳偉業：“妙年詞賦黃門亞，複社雲間孰繼聲？一自鼎湖龍去後，興亡淒絕庾蘭成”。此詩認為吳偉業詩繼承了明末雲間詩派陳子龍之風格。（按：黃門，陳子龍曾任兵科給事中，黃門是“給事中”代稱。）
後代學者所論述的“梅村體”的五大特征即詩史特則、頻繁轉韻、歌行中多用律句、用典較多、敘事特征，其中四大特征都可以在陳子龍七言歌行中找到。這四個特征在初唐四傑的詩歌中已經基本具備（如初唐四傑之一的盧照鄰，其名篇《長安古意》，富麗精工，典雅絕倫，除詩史特征不夠明顯外，已經完全具備以上所說四大特征），陳子龍是直接繼承者，然後影響了吳偉業。必須強調的是，明代中期何景明在好友楊慎影響下也已經涉足這類作品（見《明月篇》並序）。
陳子龍與吳偉業的歌行在以上四個方麵難分伯仲，陳子龍勝在雄麗有骨，吳偉業勝在高超的“敘事”風格。陳子龍的敘事詩仍然以唐代之前敘事詩風格為宗且數量極少（如《大梁行》、《紫玉歌》），而吳偉業則基本上依賴敘事詩成名，敘事風格不僅熔鑄了白居易等人的“長慶體”，而且采用插敘、倒敘等一係列明清小說和戲劇中具有的敘事技巧，從而自成新吟，成為婁東派首領，與雲間派首領陳子龍、虞山派首領錢謙益在明末清初詩壇鼎足而三。
陳子龍殉國多年之後之後， 吳偉業仍在《梅村詩話》中評價陳子龍：“臥子（陳子龍）負曠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臥子眼光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後猶想見其人也。”並且回憶二人在京城論詩情景：“嚐與餘宿京邸，夜半謂餘曰：‘卿詩絕似李頎。’又誦餘《雒陽行》一篇，謂為合作。餘曰：‘卿詩固佳，何首為第一?’臥子曰：‘“苑內起山名萬歲，閣中新戲號千秋”，此餘中聯得意語也。“祠官流涕鬆風路，回首長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猶帶礪，斷垣落日海雲黃”，此餘結法可誦者也。’餘讚歎久之。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臥子為書報考功於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對於陳子龍詩歌成就，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有過中肯評價：“陳臥子大才健筆，足殿明詩而無愧，又丁百六陽九之會，天意昌詩，宜若可以悲壯蒼涼，上繼簡齋、遺山之學杜”，以“天意昌詩”評價陳子龍為代表的烈士詩人與遺民詩人之出現，足見評價之高。
在《談藝錄》中，錢鍾書先生還對陳子龍一些詩歌名聯進行匯總：“陳臥子結有明三百年唐詩之局，其名聯如‘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錢塘東望》）‘左結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尚竹林’（《重遊弇園》）‘九天星宿開秦塞，萬國梯航走冀方’（《送張玉笥》）及《香祖筆記》卷二所稱之‘四塞山河歸漢關，二陵風雨送秦師’，‘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皆比類人地，為撐拄開闔。”
一代詞宗
詞自元代開始衰落，到明代更加凋零，明末以陳子龍為核心的雲間詞派致力為詞，勤苦唱和，使得詞藝再次煥發出迷人光彩，其中尤以陳子龍詞最為傑出。陳子龍論詞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間詞名家、北宋秦觀、周邦彥等人，風流婉麗，蘊藉極深，享明詞“第一”之譽。元、明詞衰微近四百年後，陳子龍的出現使得詞藝衰敗的趨勢得到根本的扭轉，為詞藝的中興開辟了道路。
陳子龍詞在詞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其詞境的成功創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詞在意境方麵分別表現出了情韻生動、渾融自然、含蓄婉約等特征和風貌。這些風貌大大提升並增強了其詞的內涵及價值，使得其詞在明代詞壇上熠熠生輝，詞風影響了他去世後近半個世紀，對詞壇回歸南唐、花間、北宋風格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在陳子龍殉國之後，其詞即開始深刻影響詞壇，清末著名詞學家謝章鋌在《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中描述了當時的盛況：“昔大樽（陳子龍）以溫、李為宗，自吳梅村（吳偉業）以逮王阮亭（王士禛）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
陳子龍身為烈士與英雄，詩歌中兼有英雄氣與才子氣，但其詞卻是風流婉麗、意蘊極深的婉約詞，與豪放詞毫無關聯，後代評家對此均深為驚歎，如康熙年間顧璟芳《蘭皋明詞匯選》中稱：“大樽先生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節，與誌氣相符。遒其詞風流婉約，堪付與、十八歌喉。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柔豔，吾於先生益信。”此後沈雄在《古今詞話》中引用此評價並稍加改動：“《蘭皋集》曰：有讚大樽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乃《湘真》一集，風流婉麗如此。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清豔，吾於大樽益信。”陳子龍詞因其傑出成就而得到了清初至今眾多評詞名家的高度肯定。著名詩人、詞人王士禛不僅對陳子龍詩歌推崇備至，對其詞也同樣推崇，在《花草蒙拾》中評價：“陳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真詞亦然。……譬若安車駟馬，流連陌阡，殊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王士禛與鄒祗謨編選的《倚聲初集》評價陳子龍詞：“大樽諸詞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卻扇時。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緬邈淒惻。”這個評價對後代的影響很大，被近現代許多文學史專著采用，如近代著名國學家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就承襲了這個評價並稍作擴充：“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蘺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後主，則得於天者獨優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淒惻，言內意外，已無遺議。”又如遊國恩教授的經典著作《中國文學史》評價元明二代詞人曰：“詞發展到南宋已達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詞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樸、薩都剌、張翥等較有名，而張氏《蛻岩詞》為尤著。明人詞多率意之作。楊慎、王世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陳子龍是一個優秀作家，王士禛稱其《幽蘭》、《湘真》諸集，‘意內言外，已無遺議’。可以說是明詞冠軍。”[9]康熙年間的佟世南則稱：“至故明惟（劉基）《寫情》、（陳子龍）《湘真》二集，高朗秀豔，得兩宋軌則。”
直到清末，著名詞人、詞學大師譚獻在《複堂詞話》仍然給出高度評價：“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並說：“重光(李煜)後身，唯臥子（陳子龍）足以當之。詞自南宋之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張翥）稍存比興。明則臥子直接唐人，為天才。”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稱：“明末風雅首陳大樽子龍，大樽門下首夏存古完淳”。
民國徐敬修《詞學常識》稱：“按子龍之詞，纏綿悱惻，神韻天然，為有明一代詞人之冠。……總之有明一代之詞學，初則沿蛻岩（張翥）之風軌，永樂以後，《花間》《草堂》諸集漸盛，當時唯小令中調，間有可取，其餘則偏於浮靡，無一硬語，至陳子龍出，始卓然可稱一代詞宗，然已身丁季叔，而開有清風氣之先矣。”民國詞曲學大師吳梅《詞學通論》稱：“餘嚐謂明詞，非用於酬應，即用於閨闥，其能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則者，獨有大樽（陳子龍）而已。三百年中，詞家不謂不多，若以沉鬱頓挫四字繩之，殆無一人可滿意者。……至臥子（陳子龍）則屏絕浮華，具見根柢……。
二十世紀詞學大師龍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對陳子龍詞的評價影響最大：“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龍榆生又在《跋鈔本湘真閣詩餘》中說：“明季詞人，惟青浦陳臥子子龍，衡陽王船山夫之，嶺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風力遒上，具起衰之力。臥子英年殉國，大節凜然，而所作詞婉麗綿密，韻格在淮海、漱玉間，尤為當行本色，此亦事之難解者。詩人比興之義，固不以叫囂怒罵為能表壯節，而感染之深，原別有所在也。”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 明代卷》評價：“陳子龍、夏完淳、孫承宗、張煌言等人構成的英烈詞人群體，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為明詞生色的是陳子龍，他的《湘真閣》《江籬檻》二集，置於宋詞名家中亦無愧色。論明詞者，每謂兩頭最佳，明初翹楚數劉基，明季殿軍則當推陳子龍。而且以陳子龍為領袖的雲間詞派，對清初詞壇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陳子龍詞集有兩部，分別為《江蘺檻》和《湘真閣存稿》，後世以“湘真”代稱詞人身份的陳子龍，即因此而來，其詞也被統稱為“湘真詞”，如袁行霈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稱：“揭開清詞帷幕的陳子龍於詞推尊五代北宋，以‘婉暢濃逸’為宗，滄桑變後，其《湘真詞》抒寫抗清複明之誌和黍離亡國的哀思，突破閨房兒女的纖柔靡曼，‘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
駢賦高手
陳子龍的賦和駢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傳稱其“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如《別賦》：“至若祖道浙江，歌驪易水，擊築漸哀，舉杯數起。人虎狼兮不複還，感烏馬兮誰能理。信事君兮無二心，憤國仇兮漸壯士。獨臨風以唏噓，鹹攀轅而莫止。”借用曆史典故抒發自己的忠君報國之情，寫得慷慨悲壯，並非純擬江淹之作。其他如《感逝》《擬恨》《秋興》《湘娥》等賦皆淒愴悲涼，憂時傷亂，亦有所寄托。而賦體文《漢詛匈奴大宛》則顯然是針對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漢之詛咒匈奴而咒罵侵略者。陳子龍的這些文章雖然宗效魏晉，卻都融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寫出了愛國誌士的滿腔忠憤，是明末時世激蕩的產物。
策論名家
陳子龍的奏疏文章獨具一格，尤其是任職南明宏光朝廷期間所寫的三十多篇奏疏，下筆流暢，思想深刻，極具戰略眼光，後被收入《兵垣奏議》。其文關心社稷，經世致用，為挽救明朝國運，嘔心瀝血。
吳偉業稱“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對其四六文（駢賦）和論策奏疏予以高度評價。
陳子龍的八股文也很出色，《明史》稱他“工舉子業”，就是指他在八股文方麵的造詣，他被稱為“（天）啟（崇）禎五大家”之一，對明末八股文演變有較大影響。
他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錄於《安雅堂稿》。